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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史稿-戡乱网
更新时间:2019-09-10

  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正史——“清史”的未定稿。全书五百三十六卷,其中本纪二十五卷,志一百四十二卷,表五十三卷,列传三百一十六卷,以纪传为中心。所记之事,上起1616年赫图阿拉建国称汗,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,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。

  《清史稿》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,至1927年,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,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,遂决定以《清史稿》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,以示其为未定本。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《清史稿》本身史料丰富,其价值仍不可忽视。

 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。它按照历代封建「正史」的体例,也分为纪、志、表、传四部分,共五百三十六卷。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,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。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,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,历时十四年。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,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。由于成于众手,彼此照应不够,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,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,是以体例不一,繁简失当,以至年月、事实、人名、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。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,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,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,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,「乃大辂椎轮之先导,并非视为成书也」。

  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,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、清代的国史列传、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,今天也可以见到,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,初步作了整理,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。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,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,当另有所本。因此,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。

  此书的刊印,是由袁金铠主持,金梁经办,于一九二八年出书,共印一千一百部。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,这批书我们称为「关外一次本」。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,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,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,这批书通称「关内本」。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,内容也有所改动,我们称为「关外二次本」。这三种版本的异同,主要表现在:一、全篇的增删。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、张彪附传,康有为传,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。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,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,增加了陈黉举、朱筠、翁方纲三传。

  二、同一篇中内容改动。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,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,修改了劳乃宣、沈曾植的传论,改订了清史馆职名。关外二次本压缩了赵尔丰传。

  民国三年(1914年),经民国国务院呈文,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,以赵尔巽为馆长,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,总领清史修撰工作,参与者先

  后有一百余人,没有固定编制,人员由馆长聘用。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,请其出面任总纂。

  清史馆内设有“功课簿”,记载馆员分工事宜,如柯劭忞撰《天文志》、《时宪志》。缪荃孙撰《儒林传》、《文苑传》、《土司传》。吴廷燮撰高宗、仁宗、宣宗、文宗、穆宗五朝《本纪》、《大臣年表》。吴士鉴撰《地理志》贵州、新疆各一卷、《宗室世系表》、《公主表》、《皇子世表》及《艺文志》初稿。章钰撰《忠义传》、《艺文志》定稿。金兆蕃撰太祖、太宗、顺治三朝列传及《列女传》。秦树声撰《地理志》直隶卷,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。夏孙桐撰嘉庆、道光朝列传及《循吏传》、《艺术传》。田应璜撰《地理志》山西一卷。罗惇曧撰《交通志》,戴锡章撰《邦交志》。唐邦治撰《军机大臣年表》。王树楠撰咸丰、同治朝大臣传。叶尔恺撰《宗教志》,其中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。张采田撰《地理志》江苏卷、《刑法志》、《乐志》、《后妃传》。吴怀清撰《地理志》陕西一卷、《食货志》征榷卷。张书云撰《礼志》,补辑《舆服志》、《选举志》。俞陛云撰《兵志》与部分列传。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,修正《文苑传》。蓝钰撰《地理志》云南一卷。朱师辙有言:“列传撰人甚多,在馆诸人,几人人皆有。以余论,虽以咸同列传为主,而康乾以来各朝,皆曾补撰。盖每朝皆出于众手,惟每朝有主体撰人;又重修整时,归何人为主,则其负责为多。”

  撰稿期间,往往须请人抄稿,“第一次抄稿,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,按千字小洋一角,由馆计算”。1920年编成初稿,1926年修订一次,到1927年大致完稿。

  《清史稿》在刻印过程中,出现了版本问题。袁金铠因忙于他事,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。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,利用职权,擅改原稿,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,这就是所谓“

  ”(又称关外一次本)。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,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。如删去《张勋传》(附张彪传),《康有为传》及金梁所写的“校刻记”;改订了“清史馆职名”;删去了“易类”书目六十四种;抽换了《艺文志·序》;修改了个别传记,这就成了所谓“关内本”。以后,金梁坚持以“关外本”为基础,并根据当时学者对《清史稿》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,再作删改、增补,删去了《张彪附传》、《公主表·序》和数学工具书“八线对数表”,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,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,仅有五百二十九卷,这就是所谓“重印本”(又称关外二次本)。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,后来,市场上又有所谓“联合书店影印本”和“日本人铅印本”两种流传。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。要修改《清史稿》,但因种种原因,毫无结果。《清史稿》的版本比较多,主要有

  (或曰“关外一次本”)《清史稿》纂定以后,共计536 卷,于1928年在北京

  印刷。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“校对”,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,私下给自己加了“总阅”的名义,附刻了他自己的《清史稿校刻记》,又修改了某些文字,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。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《清史稿》就被称为“关外本”。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,故又称作“关外一次本”。

  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《清史稿》留在关内的七百部,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,又将它改回来,并取消了金梁的“校刻记”和《张勋传》《张彪附传》《康有为传》,就是所谓的“关内本”。实际上,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,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。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,大致如下: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《张勋传附张彪传》中的《张彪传》、《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》中的《康广仁传》以及金梁所撰《校刻记》。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《张彪附传》,并抽掉《公主表·序》和《时宪志》末附的《八线对数表》七卷,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。按关内本此卷原是《劳乃宣传》《沈曾植传》,无《张勋传》《康有为传》。传后有论,其文为“论曰:乃宣、曾植皆学有远识,本其所学,使获竞其所施,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。乃朝局迁移,挂冠神武,虽皆侨居海滨,而平居故国之思,无时敢或忘者。卒至憔悴忧伤,赍志以没。悲夫!”清史馆对张勋、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,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。今关外一次本于《张勋传》后附有《张彪传》。

 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《艺文志·序》,因增入的《序》过长,以致脱夺自《易》类《易经通注》、《日讲易经解义》、《周易折中》、《周易述义》、《易图解》、《周易补注》、《易翼》、《读易大旨》、《周易裨疏》、《考异》、《周易内传》、《发例》、《周易大象解》、《周易外传》、《易学象数论》、《周易象辞》、《寻门馀论》、《图书辨惑》、《读易笔记》、《周易说略》、《易酌》、《易闻》、《田间易学》、《大易则通》、《闰》、《易史》、《周易疏略》、《易学阐》、《读易绪言》、《易经衷论》、《读易日钞》、《周易通论》、《周易观彖大指》、《周易观彖》、《周易浅述》、《周易定本》、《易经识解》、《易经筮贞》、《周易明善录》、《易原就正》、《周易通》、《周易辨正》、《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》、《周易筮述》、《周易应氏集解》、《仲氏易》、《推易始末》、《春秋占筮书》、《易小帖》、《太极图说遗议》、《河图洛书原舛编》、《乔氏易俟》、《大易通解》、《周易本义蕴》、《周易传注》、《周易筮考》、《学易初津》、《易翼宗》、《易翼说》、《周易刳记》、《易经详说》、《易经辨疑》、《周易传义合订》、《易宫》、《读易管窥》、《读易观象惺惺录》、《读易观象图说》、《太极图说》、《周易原始》、《天水答问》、《羲皇易象》、《羲皇易象新补》、《孔门易绪》、《易图明辨》、《身易实义》、《先天易贯》、《易互》、《周易玩辞集解》、《易说》、《易说》、《周易函书约存》、《约注》、《别集》、《易笺》、《周易观象补义略》、《索易肊说》、《周易孔义集说》、《陆堂易学》、《易经揆》、《易学启蒙补》、《易经诠义》、《易经如话》、《周易本义爻征》、《周易图说正编》、《易翼述信》、《周易原始》、《周易浅释》、《易学大象要参》等八十八种之多。关内本有《赵尔丰传》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,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,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。关内本《赵尔丰传》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,作此长传,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,故以删削为是。

  金梁重印本(关外二次本)。1934年,金梁在东北刊行,绝大部分依关外本,只是去掉了志卷29-34的《时宪志》六卷,《公主表·序》等部分,增加了朱筠等三传,总卷数为529卷。

 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。1942年出版,对关内、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,多处采用了关内本。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》合为“二十六史”,故亦称为“廿六史本”。

  日本印本。据说有两个本子,一为大本两册,一为小本二册,从“关外一次本”翻印而来。

  中华书局本。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,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,将《清史稿》作了标点、分段,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、关外一次本、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,内容上的不同,作了附注,录出异文,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,对史文的脱、误、衍、倒和异体、古体字作了校改;清朝的避讳字,尽量改回,对已发现的由于行、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,进行了查核校正,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、地点、官名、部落名称等,一般不予改动,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。于1977年出版,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。(《中国通史第十一卷-近代前编(上册)》)

 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。1981年印行,两大册。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,计529卷,有金梁的校刊记。

  此外,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《清史稿》略加修改和补充,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,名曰《清史》,于六十年代出版,计550卷。

  《清史稿》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《明史》,但又有所创新。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,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、无谥可称时,创了“宣统纪”的新格局;各志、表中除记录天文、地理、礼乐、选举、艺文、食货及皇子、公主、外戚、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,新修的交通志、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、理藩院,都是前史所未有的。列传中创立了畴人、藩部、属国三传,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。另外,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、郑成功、李定国、洪秀全等,《清史稿》也都列了传。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。

  但是,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,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,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。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“土贼”,称太平军为“粤匪”,视辛亥革命为“倡乱”。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,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。对此,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。1929年12月14日,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,呈请政府下令禁止《清史稿》发行,其中有;反革命、蔑视先烈、称扬诸遗老、鼓励复辟、反对汉族、为清朝讳等内容。

  同时,由于《清史稿》是众人编纂而成,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,更因时局动荡,仓促成书,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“随修随刻,不复有整理之暇”,过于粗陋。因此,体例不一,繁简失当,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。其实,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。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“急就之章”,“并非视为成书”,只是想以此作为“大辂椎轮之先导”,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,“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,以匡不逮,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。”显然,按其本意。《清史稿》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。这样,易培基所指责的“体例不合,人名先后不一致,一人两传,目录与书不合,纪表传志互不相合,有日无月,人名错误,泥古不化,简陋,忽略”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。至于遗漏、颠倒、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。

  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吴士鉴李瑞清耆龄陶葆廉、于式棱、王乃征、谢远涵、朱钟琪、温肃杨钟羲袁励准、万本端、邓邦述秦树声王大均章钰王式通顾瑗

  宋书升唐晏、宗舜年、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罗敦曧、吴广霈、袁金铠、吴怀清、张书云、张采田张启后、韩朴存、陈敬第、陈毅袁嘉谷、蓝钰、李岳瑞

  马其昶、姚永朴 、姚永概、唐恩溥、刘师培、黄翼曾、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吴昌绶瑞洵、戴锡章、朱师辙邵瑞彭、檀玑、刘树屏、何震彝、陈曾则、陈田

  简朝亮袁克文朱孔彰、王崇烈、陈能怡、方履中商衍瀛秦望澜、史恩浩(培)、唐邦治、陈曾矩、吕钰余嘉锡王以慜

  王庆平、齐忠甲、吴璆叶尔恺田应璜李景濂、傅增淯、何葆麟 (骆)、成昌徐鸿宝赵世骏杨晋金兆丰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、朱方饴

  董峻清、周仰公、秦化田、金善、刘景福、赵佰屏、史锡华、曾恕传、诸以仁、惠澄、胡庆松、www.085678.com刘济、伍元芝、锡荫、张玉藻、金梁

  以上受聘者131人,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,其中撰稿者68人,收掌、提调等30余人。

  第一期:1914—1916年体例初定,开馆经费充足,故撰稿人最多,共66人到馆,其中总纂8人,纂修15人,协修43人。

  第二期:1917—1926年,因受时局影响,经费支绌,薪水叠减,停薪自去者众多,撰稿人仅剩24人,新增聘协修2人,共有撰稿者26人,其中总纂8人,纂修7人,协修11人。

  第三期:1926—1928年,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,其中总纂4人,纂修3人,协修7人。

 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,按当时标准,这些人“当有学术文章,能通史例为上选,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”。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,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,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:

  撰稿者中,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,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、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。

  王树楠 光绪丙戌(1886)科进士,历官户部主事、知县、兰州道、新疆布政使,宣统庚戌(1910)罢任还京,民国时遂不复出。

  吴廷燮 光绪甲午(1894)顺天乡试举人,历官知府、巡警部郎中,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。

  夏孙桐光绪壬辰(1892)科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,授编修,与修《国史会典》,文渊阁校理。历官知府、护宁绍台道。辛亥革命后,辞官归里。

  缪荃孙 光绪丙子(1876)恩科进士,改庶吉士,次年散馆一等,授职编修。庚子之变后,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,缪积极赞襄,并赴日本考察学务,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。

  秦树声 光绪丙戌(1886)科进士,历官云南府知府、调护迤东(西)道,特旨以道员补用,擢迤南道、迁云南按察使,庚戌(1910)改提法使,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,革命军起,叹时事不可为,避居沪上,自是不谈世事。

  吴士鉴 壬辰(1892)科进士,授职编修,充会典馆汉文总校,并武英殿总纂,提督江西学政,署理湖南提学使。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,至沪侍奉父母起居。

  奭良(1851-1930)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,光绪年间,因旗人故,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,山西河东道,湖北荆宜道、江苏徐州道等职。

  琦善之孙,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,光绪丙戌(1886)科进士,荐至内阁学士,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,不久被人以“赴任骚扰台站”劾官,自具疏抗辩,愈拂上意,遂废置不复用。

 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,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,歌颂清朝、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,“修故国之史,即以恩故国”。其次,他们熟悉清朝典制,了解政体运行过程,又多为文职官员,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。当事者修当朝史,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,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。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,在世事多变,兵荒马乱的条件下,协调关系,想尽办法,使《清史稿》得以成书。

 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,博学多闻,国学底蕴较深,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,他们为《清史稿》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。

  柯劭忞元史专家,集30余年心力,征外籍、考大典、博采佚存旧闻,撰成《新元史》257卷。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,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,以《新元史》增入廿四史,而为廿五史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。有自刻诗集《蓼园集》,著有《文选补注》等书。

 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,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。殚心著述,至老不少辍,尤以小学特精,常以《尔雅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夏小政》诸书订证经文,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。其著书共53种,685卷,内容涉及训诂、算数、地舆等方面。

  王式通 法学家,清末任刑部主事,参稽律例,充修订法律馆纂修,更定新律。后擢刑部员外郎,提调法律学堂。学部成立之初,往日本考察学务,奏请调查法典,总办法律馆。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,因反对袁称帝,遂谢病去官。预修《四库书目》,合撰辑《清儒学案》《清诗钞》等,自著《志盦诗文集》。

 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,延揽人才,诣安庆上书,被曾国藩所器重。后欲入曾国藩幕,委襄校江南官书局。著有《说文粹》,辑有《十三经汉注》等。

  朱希祖经史学家,晚清藏书家。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,师从章炳麟,创制汉语注音字母。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、史学系系主任、教授。倡导语体文,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社会诸学。主要著述有《明季史籍题跋》、《汲冢书考》等11种,58卷。

  刘师培 主持《警钟日报》,创办《天义报》、《衡报》,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,后任北京大学教授。著述凡群经小学、学述及文辞、群书校释、诗文集、读书记等60余种。

 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,兼议员,后擢大学堂总监督,署学部副大臣。其著作多散佚,现存《遗安录》、《古筹算考释》等14种,43卷。

  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,翰林院编修,会典馆汉文总校,武英殿总纂,曾往日本考察学务。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,撰《商周彝器释例》,有著述11种152卷。

 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,兼宪政编查馆编辑,法制局参议。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。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,著述有《明春秋草》、《万历百官表》等9种100余卷。

  罗敦曧民国时任秘书,曾为袁克定老师。后热衷于戏曲创作,曾为程砚秋编《红拂传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戏。

  姚永朴 经史学家,专治经于注疏,旁及子史、小学、音韵自成一家,历主广东起凤书院、山东大学、安徽高等学堂、北京大学法政学校、东南大学、安徽大学讲席。所著书有《尚书谊略》、《蜕私轩易说》等18种约数百余卷。

  袁嘉谷翰林院编修,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,国史馆协修。通音韵之学,尤重《广韵》。著有《滇绎》、《卧雪堂诗集》等7种49卷。

 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,晚清藏书大家,目录学家。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。历主南菁、钟山、泺源、经心等书院讲席,毕生研究文史,考录金石,校订旧籍,撰《书目答问》,编纂《顺天府志》等共25种,约315卷。

  金兆丰 文史学家、书法家,翰林院庶吉士,留学日本。充大学堂教务提调,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,编书处协修,实录馆纂修,武英殿校对各职。著有《校补三国疆域志》、《尔雅郭注补》等。○16

  马其昶 学部主事,经学家,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。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,皆有成书,共17种300余卷。

  《清史稿》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,他们熟读经史,远崇孔孟,近效万(斯同),大多膺任史(文)职,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,虽然《清史稿》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,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。

  《清史稿》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,由赵尔巽主宰而成,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,也有一些旗籍文人。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,主写汉传、列传;旗籍文人多主义,主写满传、本纪。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,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,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。总之,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,诸如同出一门,父子相随,兄弟相从,乡邻同呼,师生相望,功名同科,同学相应,可谓人才济济。

 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,“天下文章,其出于桐城乎”。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。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,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。马其昶、姚永朴、姚永概皆为桐城人,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,二姚为胞兄弟,桐城大家姚鼐后裔,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。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,自小受教于其下。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,其三妹嫁与缪荃孙。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,朱家世习桐城古文,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,夏孙桐“三女纬磷,适朱方殆”,故朱师辙称夏氏为“夏闰丈”。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,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,且为其婿。八旗籍文人中,奭良为赵尔巽表侄,瑞洵与(骆)成昌为表兄弟。吴廷燮、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。王树楠、柯劭忞、秦树声、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。夏孙桐、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。秦树声、柯劭忞二人入仕后,诗词唱和,直至秦终,张尔田曾师秦树声。

  总之,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“远不如修明史人才”,但主要撰稿者中,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,清朝遗臣居多,前朝文人为主,且相互间关系密切,显示其独有的特点,为《清史稿》在其军阀混战,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,“在馆之员,等于半尽义务,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”。

  · 列传三诸王二:广略贝勒褚英、子安平贝勒杜度、敬谨庄亲王尼堪、杜度子悫厚、贝勒杜尔祜、贝子穆尔祜、恪僖贝子特尔祜、怀愍贝子萨弼

  · 列传四诸王三:阿拜、汤古代、子聂克塞、莽古尔泰、塔拜、阿巴泰、子岳乐、博和讬、博洛、博和讬子彰泰、阿巴泰孙苏布图、巴布泰、德格类、巴布海、阿济格、赖慕布

  · 列传五诸王四:多尔衮、多铎(子多尼、信郡王董额、辅国恪僖公察尼、多尼子信郡王鄂紥)、费扬果

  · 列传六诸王五:太宗诸子,豪格(子猛峨、猛峨子延信)、叶布舒、硕塞、允禄、高塞、常舒、韬塞、博穆博果尔 世祖诸子,福全、荣亲王、常宁、隆禧

  · 列传七诸王六:圣祖诸子,允禔、允礽 、允祉、允祺、允祐、允禩、允禟、允礻我、允祹、允祥、允昷、允潖、允礼、允祎、允禧、永瑢、允祜、允祁、允祕 世宗诸子,弘晖、弘昼 、福惠

  · 列传八诸王七:高宗诸子,永璜 、永琏、永璋、永琪、永琮、永璇、永瑆、永璂、永璘 仁宗诸子,穆郡王、绵恺、奕誴、绵忻、绵愉 宣宗诸子,奕纬、奕纲、奕继、奕、奕譞、奕詥、奕譓 文宗子,悯郡王

  · 列传九:阿哈出(子释加奴)、猛哥不花、释加奴(子李满住)、李满住孙完者秃、猛哥不花子、撒满哈失里、猛哥帖木儿、猛哥帖木儿弟凡察、子董山、董山子脱罗、脱罗子脱原保、凡察子不花秃

  · 列传十:万子扈尔干、孟格布禄、扈尔干子岱善、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、杨吉砮兄清佳砮、杨吉砮子纳林布禄、金台石、清佳砮子布寨、布寨子布扬古、布占泰、拜音达里

  · 列传十五·额尔德尼、噶盖(噶盖子武善、布善、布善子夸扎、达海、尼堪)、库尔缠(弟库拜)、英俄尔岱、满达尔汉(弟马福塔)、明安达礼

  《清史稿》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。由于清朝灭亡时,清廷档案、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,这就为编写《清史稿》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。当时的主要史料有:

  《清国史》,纪、传、志、表俱全,清亡前,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;

  清纪事史书《东华录》等千卷以上。此外,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,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,更是数不胜数。

  总之,《清史稿》取材“以实录为主,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,而参以各种记载,与夫征访所得,务求传信。”《清史稿》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,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,这是应该肯定的。

 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,历时十四年修成。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。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,分为本纪、志、表、列传四个部分,共五百二十九卷。然而,《清史稿》修纂时,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,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,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、诬蔑先烈、谀扬清朝之词,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。其次,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,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,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,故价值较逊。再次,《清史稿》成书时,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,仓猝付印,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,故史实、人名、地名、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。赵尔巽在《发刊缀言》中指出,本书是“作为史稿披露”的“急就之章”,“并非视为成书”。《清史稿》出版后之翌年,即1929年,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,建议禁止《清史稿》的发行,《清史稿》遂成。易培基在呈文中说:此书“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,……彼辈自诩忠于前朝,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,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,遂至乖谬百出,开千百年未有之奇……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,尤属指不胜屈。此书若任其发行,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”。

  《清史稿》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,反对辛亥革命,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,如兴中会、同盟会的成立、民报的出版、辛亥前的起义活动,几乎全都没有记载,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。即使有一点记载,也语含贬抑,如写武昌起义,“八月甲寅,革命党谋乱于武昌,事觉,捕三十二人,诛刘汝夔等三人……丙辰,张彪以兵匪构变,弃营潜逃……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,号独立,举为魁者,皆称都督”,寥寥数十字,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。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,目为“匪党”。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,该书称:“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,举临时大总统,立政府于南京,定号曰中华民国”,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,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。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,《清史稿》中“孙文”的名字仅一见。光绪三十年“五月丙戌,懿旨特赦戊戌党籍,除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文外,褫职者复原衔,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”(《德宗本纪二》)。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,特别指名康、梁、孙三人大逆不赦,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。

  相反,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。《清史稿》卷469,为恩铭、端方松寿、赵尔丰、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,或称“不屈遇害”,或称“骂不绝口”,或称“忠孝节义萃于一门”,篇末论曰“或慷慨捐躯,或从容就义,示天下以大节,垂绝纲常。庶几恃以复振焉”。这些吹捧之词,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、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。

  《清史稿》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、白莲教、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“匪”、“逆”、“寇”、“贼”,立场亦极为鲜明。《清史稿》记载民国以后的事,不用民国纪年,而用干支纪年。如民国元年称“壬子年”,民国二年称“癸丑年”,民国三年称“甲寅年”,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,不奉民国正朔。《清史稿》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,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,反对民国。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《清史稿》的呈文中说:修史者“若在前代,其身必受大辟,其书当然焚毁。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,已属宽仁之至,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,贻笑后人,为吾民国之玷,宜将背叛之《清史稿》一书永远封存,禁其发行”。

  众所周知,在晚清时期,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清朝丧权辱国。《清史稿》却为清朝讳,往往轻描淡写,语焉不详。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,《宣宗本纪》中仅书(道光二十三年)“八月戊寅,耆英奏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各海口,与英国定议通商”。寥寥50字,只提到五口通商,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、协定关税、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。

  《清史稿》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,对外国情况不了解,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。如说“俄国界近大西洋者,崇天主教”(《邦交志一》),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,距大西洋甚远,信仰东正教,而非天主教。又晚清洋务运动中,设工厂,开矿山,建铁路,造轮船,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。《清史稿》仅立《交通志》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,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、福州船政局、汉冶萍企业、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、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。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,《清史稿》全无记载,实为重大的遗漏。

 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,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,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。而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却说“穆宗(同治)中兴以后,台湾、新疆改列行省”,把台湾、新疆建省的时间,提前到了同治时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,而《清史稿·职官志》称“延及德宗(光绪),外患蹑迹,译署始立”。按“译署”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,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,推迟到了光绪时。

  《河渠志》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,却只记了黄河、淮河、运河、永定河四条。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,其他像珠江、黑龙江、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,岂不笑话!

  《天文志》只记到乾隆末年,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。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,有天文记录,而传教士离开后,天文失载,资料空缺,故只有半部《天文志》。

  《时宪志》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,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,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。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,把它塞进了《清史稿》实属不伦不类。

  清朝统治期间,存在南明政权,包括弘光、隆武、永历三朝,历时十八年。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。《清史稿》简单处理,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,而太平天国仅设洪秀全一篇传记。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,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(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、兰鼎元、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)。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,如翁方纲朱筠(后有人增补)、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。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,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,影响甚大,也无专传,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。《清史稿》的,胪列妇女二三百人,大多是丈夫早死、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,纯属宣扬纲常礼教、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,更无可取之处。

  《清史稿》一书记载之史事,有很多失实之处,至于人名、地名、年月日之讹误,更数不胜数。如《皇子表》载延信“雍正元年袭贝勒,寻以功封郡王。六年因罪革爵”,误。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,未封郡王。雍正三年革爵,非六年。《公主表》载宣宗(道光)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,“道光十年十二月生,咸丰九年四月薨,年三十八”,误。按其生卒年计算,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。《世祖本纪一》称:顺治二年六月,“(李)自成窜九宫山,自缢死”,误。按: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,非自缢。顺治二年十月“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”,误。按:唐王名朱聿键,非聿钊。《圣祖本纪》康熙五年三月“以胡拜为直隶总督”,误。按: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,非胡拜。康熙十七年七月,“是月,吴三桂僭号于衡州”,误。按:吴三桂僭号称帝,在康熙十七年三月,非七月。康熙十九年三月“吴丹复重庆、达州、奉乡,诸州县悉定”,误。按:四川无奉乡县,应为东乡。康熙二十九年“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,简亲王喇布、信郡王鄂札副之”,误,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,非安远大将军,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,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,此处应为雅布,非喇布。又《阮元传》称:“集清代天文、律算诸家作《畴人传》,以彰绝学”,误。按:阮元所作《畴人传》,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,非仅记有清一代。《邦交志》载“英有里国太者,嘉应州人也,世仰食外洋”,误。按:里太国亦译李泰国,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,英国人,并非华裔,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。像这类史实、人名、地名、时间的错误,比比皆是,难以缕述。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《清史稿》,摘出上千条错误,集成一书,名《读清史稿札记》。他评论说“翻阅所及,凡年份、官爵、人、地、书名,误倒衍夺之处,不胜条举。史实抵牾,体例乖谬,亦多有之。”

  《清史稿》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汗,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。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、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、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。本书大部分依据《清实录》《宣统政纪》《清会典》《国史列传》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,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,初步作了整理,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。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,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,当另有所本。因此,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。

  尽管《清史稿》存在许多缺陷,可是,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,这部未定稿的正史。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。

  1914年3月,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。他上任以后,聘清朝遗老、著名学者柯劭忞、缪荃荪等100多人,工作人员200多人,名誉职位300多人,组成纂修班子,开始编修清史。适值军阀混战,国力衰微,经费极为紧张,特别是1917年后,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。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,认为事关一代国史,“失今不修,后业益难著手”,再困难也“不敢诿卸”。一方面节约开支,敦促同仁加快进度、多尽义务,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,并言:“不能刊《清史》,独不能刊《清史稿》乎!”终于1927年编成《清史稿》,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。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,时年83岁。翌年,《清史稿》正式付印出版。

  金梁:史稿本非定本,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。当别撰校勘记,为将来修正之资,幸甚幸甚。

  孟森:《清史稿》为大宗之史料,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。即将领有纠正重作《清史》,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,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,供百世之讨论。

  中华书局: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,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。由于成于众手,彼此照应不够,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,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,是以体例不一,繁简失当,以至年月、事实、人名、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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